亚洲必赢网址谭政文:领导处理日本战犯 “港澳

2019-09-14 07:11 来源:未知

父亲1910年4月26日出生于湖南资兴一个贫农之家。1926年投身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后随军上井冈山。参加了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父亲长期从事我党我军的保卫工作和地方的公安、司法工作,系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卫、公安、司法战线第一代领导人。1961年12月12日去世,时年51岁。

父亲撰写了第一部《审讯学》

我知道我党撰写出版的第一部《审讯学》,是父亲32岁时的著作。

我的父亲机敏好学,忠贞尚武,耿直正派,严厉而有风趣。因家境贫寒,只读了高小。他从小爱看《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等名著,爱听有文化、通中医的爷爷讲《包公案》、《聊斋》故事。一生爱读古典诗词。虽然他原来文化程度不高,但酷爱学习,非常勤奋,尤肯钻研。在革命队伍里,在斗争实践中,父亲迅速地自学成才。中央苏区时期,他从战斗部队调到国家政治保卫局,开始专职从事保卫工作。叶剑英伯伯任建宁警备区司令兼闽赣军区司令时,父亲担任建宁警备区保卫局长兼闽赣军区及闽赣省保卫局长。1933年父亲刚23岁,就在国家政治保卫局举办的保卫干部培训班兼任教师,主讲审讯,颇得好评。他的讲课,结合案例,旁征博引,不少是从斗争实践中得出的经验,甚至是从失误和鲜血中汲取的教训,见解独到,发人深省。

长征到延安后,父亲自1938年起,从军队调到地方,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副处长兼地方部长,后调中央社会部任地方部长,对审讯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心得、体会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总结。为此,中社部专门组织了审讯研究小组,协助父亲集中精力研讨、编写审讯学。他在自己9年前国家政治保卫局训练班讲课稿的基础上,综合阶级分析、民族特性、职业心理、犯罪心理和审讯心理等诸多领域的学术成果,进行整理、补充、编写,形成了除“导言”和“结束语”之外的六章结构,于1942年5月写成并出版了《审讯学》。被中央审定为正式教材。

我党这第一部审讯学专著,是父亲在革命最艰苦时期于百忙中挤时间撰写完成的。是他在整风运动中对自己在锄奸保卫部门工作历史的自我反省和检讨,是苏维埃时代及抗日战争(内战和抗战两个阶段)中审讯工作部分经验的总结,其中不少是从沉痛的流血斗争中获得的经验和教训,尤堪宝贵。为了战胜敌人、保卫革命,他不但善于向历史学习,甚至“虚心”向一切敌人学习。

被誉为审讯专家的父亲,一贯重视人才开发培养和干部队伍政治素质、业务素质的提高。红军时期和抗战时期,只要有重要的保卫干部培训班,父亲总是积极支持,认真授课。他自己在红大、抗大的学习结束后,还曾留任抗大训练部教育干事兼教员。在中社部任副部长时,他亲自兼任接管大城市公安集训的训练班班主任。在任北京市第一任公安局长时,他迅即组建并亲自兼任北京市公安干校(北京人民警察学院)第一任校长。在任广东省公安厅长兼广州市公安局长时,同样亲自兼任广东省公安干校(广东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和广州市公安干校(广州市公安管理干部学院)两校的第一任校长。在我国政法系统干部培训的工作中,父亲做出了突出贡献,可以说他桃李满天下。他的言传身教,使一批批忠诚保卫工作和法制建设的有为青年,成长为我国政法战线的骨干,走上了公、检、法、司的各级领导岗位。不少干部经过更全面的培养和锻炼,还成为省、部级独当一面的栋梁之材。

建国后,在各方催促下,1950年11月华南分局社会部精装再版了《审讯学》这部革命草创时期的专业开山之作。政法界许多高级干部把这本书当做珍贵的个人藏品和纪念品。其中一本,现作为北京警察博物馆珍藏的文物,在基本展中为公众展出,向后人陈述着那些历史尘埃遮掩不住的岁月和光彩。

毛主席支持我父亲土改纠“左”

1942年父亲调赴晋绥,任晋绥分局常委、社会部长兼晋绥边区政府公安总局局长。我党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战,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后,很快又迎来了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为进一步发动群众,在解放区大力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康生主持下搞的土改试点,推行一套极左的土改政策和干部政策,在晋绥造成了恶劣的影响。1947年,当土改工作全面铺开时,父亲由分局常委分工,被派作山西崞代两县土改工作团团长并兼崞县县委书记,领导崞县和代县两个工作团。

父亲出身农家,熟悉农村,熟悉农民。早在1926年,他刚16岁,便在广州考取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教导团后,被党组织派回家乡搞农民运动,曾任区苏维埃土地委员,不乏农村工作经验。父亲带工作团下乡时,正值晋绥“左”风泛滥。父亲将原县委书记、一位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干部留任为副书记,不但在工作中给以信任,而且在下面别有用心的人乱揪乱斗时,专门派员给以保护。同时,又把乡公安员及一些村、镇治安员都抽调到工作团工作,发挥他们的知情优势。但有的同志思想不通,不愿离开自己的工作“领地”。待运动进行到审干、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别的区、县都在查三代、“搬石头”、“斗争”基层干部,闹得鸡飞狗跳时,崞县的基层公安干部只在工作团开了三天会,整顿思想,清查历史,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便基本都顺利过了关。到这时候,大家才理解父亲对干部关爱、保护的一片苦心。

然而,父亲在崞县抵制和纠正“左”倾错误的一系列做法,在当时是不合潮流的。那时,侵犯中农利益,挖地主“底财”,对地富乱打滥杀,伤害基层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甚至批斗摧残同情革命、支持共产党的开明绅士等等极左的错误相当普遍。所以,管辖崞县的六地委视崞县工作团为另类,对其非常冷淡。晋绥分局那边也有人不断吹风,“敲打”父亲,不要搞右了。主管政法的保卫干部,可不能犯右倾错误!土改一年多,随团记者“才子”马烽(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和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作者)写了不少通讯发往《晋绥日报》,居然一篇不用。父亲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坚持实事求是,于1948年初对崞县土改工作特别是纠“左”的经验进行了认真的总结。2月8日报告送至晋绥分局,分局未予理会,留下不发。

直到1948年3月12日,毛主席亲临晋绥看到这份报告,高度评价了崞县的土改经验,批示《人民日报》以“山西崞县是怎样进行土地改革的”为题,于3月24日全文刊发了我父亲的报告。并以“按语”的形式,同时发表了他在我父亲报告上的批示原文:“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前委的领导同志们,在对自己领导的各项重要工作发出决议或指示之后,应当注意收集和传播经过选择的典型性经验,使自己领导的群众运动按照正确的路线向前发展。现在是成千万的人民群众依照党所指出的方向向着封建的买办的反动制度展开进攻的时候,领导者的责任,就是不但指出斗争的方向,规定斗争的任务,而且必须总结具体的经验,向群众迅速传播这些经验,使正确的获得推广,错误的不致重犯。”随后,才有毛主席4月1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和4月2日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毛主席的重要批示和重要讲话,不仅为晋绥分局土改工作的路线之争作出了明确的结论,全力支持了我父亲的观点和做法,全面肯定和推广了崞县的经验;也不仅为老解放区乃至下一步全国解放后广大新解放区的土改运动指明了方向;而且就运用典型经验领导群众运动方面,向全党高级干部提出了方法论和领导艺术的更高要求,以适应全国解放的新形势,迎接建设新中国的新任务。

父亲是首都公安奠基人

我父亲率领一百单八将,组建北京市公安局,为首都公安奠基,成为共和国公安史的一段佳话。

1948年父亲调任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时,亲自主持中社部“西黄泥训练班”的工作。党中央为迎接全国胜利,从西北局、华北局、华东局和晋绥分局抽调一百名县团级以上、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的优秀保卫干部,到中社部接受接管大城市的公安集训。后来,又从北平调来八名大学生,合起来谑称“一百单八将”。

革命形势的发展,比人们预料快得多。原定一年学期的中社部训练班,刚学了不足三个月,父亲便已面临接管北平的新任务。当时,正在研讨定都北平的动议。中央决定,将由我父亲主持北平公安工作。父亲向中央请求,将训练班为全国培训的公安精英,全部带往北平,“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为将来的首都公安建设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也为全国其他各大城市的接管开个好头,闯条路子。所以,这一百单八将,加上中社部机关抽调的二十个干部,再加上进京途中不断向我父亲归建的中社部直属平津情报站、冀热辽北平情报站及各大区、军区在华北的所有情报站约一百多名干部,就成了日后组建北京市公安局的骨干力量。父亲一是抓住训练班,二是抓住情报站,使公安系统对北平的接管有了坚实的基础和得力的队伍。各情报站的工作结合地下党提供的情况,使市局基本掌握了北平的敌情、社情,以致进城后能够立即对着门牌和名单去搜捕敌特分子。

1948年12月17日,进京途中在保定召开了第一次北平市委会议。市委书记彭真,第一副书记、军管会主任兼市长叶剑英,公安局长谭政文是七人常委之一。当时没有配副局长,在中社部、公安部和北京市委的领导下,就由他一个局长,带着不足十名处长、十几个科长和内七、外五、郊八共二十个分局长等四十多员干将,团结一致,共同努力,经过不到一年的时间,便在首都整顿好了战后的混乱状态,建立起了正常的社会秩序,给党中央创造了一个稳定安全的工作环境,为后续接收和管理大城市树立了学习榜样。

1949年2月2日上午10时,以我父亲为首的军管会正式接管旧警察局。2月3日,解放大军举行了隆重而热烈的入城仪式。集中的接管工作,约持续了一个多月。经过短暂的秘密登记后,市局又设立公开登记处。截止2月19日,接管特务机关三十七个,国民党、三青团机关十九个,旧警察机关三十二个。从2月19日起截至4月,仅收容散兵游勇一项,已登记了包括马占山等国民党将军在内的流散军人两万一千多人。到6月,共登记特务三千五百余名。约5、6月份,接管工作基本结束,社会秩序基本正常。

按照父亲的工作安排,市局对天桥、八大胡同等藏污纳垢的场所进行初步清理整顿和加强过渡性管理的同时,对妓院、赌场、制毒贩毒、一贯道、包括天主教中的反动势力和间谍活动,进行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积累了比较系统完整的基础资料,为日后条件成熟时及时开展禁娼、禁毒、禁赌、取缔反动会道门和黑社会组织等专项斗争,创造了前提,奠定了基础。

当年的北京市公安局,除要行使社会治安和城市管理的职能外,还肩负着直接保卫党中央的重任。3月25日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进京,父亲在召集有关方面研究部署警卫工作后,还亲自去迎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等中央领导同志进城。7月1日,华北局和北京市在先农坛召开党员大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父亲担任大会副总指挥,具体布置大会保卫工作。开会前,父亲随同中社部长李克农伯伯一道,去接毛主席安全到会;会后,又亲自护送毛主席安全返回。有三十万人参加的开国大典的保卫工作,父亲同样肩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除主席台的警卫由公安部直接负责外,其余的大会保卫任务几乎全部由市局承担。在市委统一领导下,市里其他部门积极配合。为了永载史册的开国大典万无一失,父亲在局里专门召开了两天会,研究、布置大会内外的各项安全保卫工作。仅观礼台周围,就从公安部队调派了一千多便衣警卫。可以说,开国大典有没有一个安全的环境顺利进行,也是对市局前段工作的一次严格检验。事实证明,从白天的大典,到晚上的狂欢,都没有发生重大事故。北京市公安局不负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重托,光荣地完成了开国大典的安全保卫任务,得到中央和北京市委的表彰。同时,也为以后历年的国庆保卫工作积累了最初的宝贵经验。

那时,国民党潜伏特务活动十分猖獗,不断策划暗杀我中央领导、高级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甚至阴谋组织武装暴乱,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所以,对于直接保卫党中央的工作,父亲总是亲临一线,一丝不苟,竭尽心力。一次正开政治局会议,李克农伯伯让秘书打电话通报我父亲,毛主席和政治局领导同志当晚要到长安戏院观看梅兰芳的京戏。父亲放下电话,便紧急部署,派人把长安戏院控制起来,并将包厢全部包下(包赔全部退票损失),在戏楼上设立了一圈安全带。他自己穿着便衣,拿着手电,亲自在戏院门口迎候。其他同志见他连随员、警卫员都不带,很不放心。他却说:“今天还管我干什么!你派个人跟着我,不是反倒暴露了吗?”直到散戏,观众也不知道那晚与往常有什么不同。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安全退场后,父亲提着的一颗心才算放下来。

虽然父亲在北京市只工作了一年,但作为奠基人,他却给首都公安锻炼了一支好队伍,缔造了一派好作风,留下了一个好传统。

“港澳镇反”威震敌胆

叶剑英伯伯从北京市长任上,南下去主持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任华南分局书记兼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和广州市(直辖市)市委书记、市长。他点将,要求中央把曾与他两度共事的我的父亲调去做他的助手。1949年11月15日,中央任命公安部长罗瑞卿兼北京市第二任公安局长,同时任命我父亲任华南分局常委、社会部长、广东省公安厅长、广州市公安局长兼广州警备区政委,去协助叶帅开辟公安工作和情报工作在祖国南大门的前哨阵地。

父亲赴广州履新,面临严峻的形势。那时,广东全省的散兵游勇就有五万之众。广州作为敌人在大陆的最后据点,各地、各系统的特务汇聚于此。仅1949年底至1950年上半年,全省就发现土匪三百三十七股、四万余人,发生反革命暴乱、袭击、爆炸、抢劫、纵火、投毒、暗杀事件三百四十九宗。面对这样的危局和乱局,父亲努力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雷厉风行地连出重拳,短期内迅速扭转了局面,掌握了主动。

父亲在广东的工作特点,可用“两手共抓,两面作战”这八个字概括。在那个复杂形势犬牙交错的特殊历史年代,使他心力交瘁的是,一方面要高度警惕地对敌斗争,另方面又要时时注意克服内部的不良倾向。在反对错误思想的干扰时,他也要同时与右的和“左”的两种错误倾向进行斗争。父亲坚决反对敌我不分、宽大无边等右倾错误;同时,也反对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搞扩大化的极左做法,使广东的政法工作坚持了正确的方向。

在内部建设上,父亲首先抓了“文”、“武”两个方面。一手抓“文”,刻不容缓地成立省厅公安干校;另一手抓“武”,尽快组建广东公安部队。父亲本人尚未到广州,已令先遣干部开始了干校的筹建和招生工作。首批学员招收了千余名广州的社会青年和大中学生。从中挑选两百多人办速成班,四十天结业即分配各处。后来还专门成立了女生队。此举对于加强公安队伍建设、迅速打开工作局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由京南下的同时,父亲即已下令从广东各地方部队调员,尽快组建公安十九师。该师下辖两个大团,约九千余人。1950年3月,中央军委决定将公安十九师改为广州公安总队。有了这样一支专业化的威武之师,广州乃至广东的大局立即稳定下来。

在公安业务工作上,父亲一手抓治安,一手抓肃反,不同阶段突出不同的重点,同时展开交替进行的两方面工作。父亲认为,不肃清各类反革命分子,天下永不得安宁;反之,不抓好治安建设,肃反不仅失去了扎实的工作基础,也失去了最直接的意义和目的。所以,他主张,“防治并重,以防为主;防治并用,以治为先”。在治安格局中,明确以广州为核心:稳定广州,辐射全省。1950年上半年,广东迅速开展了肃反运动。不到一年,便破获敌特案件一千二百多起。

1950年3月3日,敌机临空,特务的信号弹满天飞,几乎将黄沙火车站炸平。“三·三大轰炸”的各类损失和政治影响都很大。面对党、政、军、民各界的责难和政治压力,父亲精心策划,周密部署,亲自指挥,决定打掉敌特在港澳的指挥机构,给敌人一次“釜底抽薪”的致命反击。经请示叶帅批准,展开了代号为“港澳镇反”的特别行动。首先,原广州伪侦缉处长临要出走西班牙的前两天,被击毙在澳门的街道上。不久,又处决了军统澳门站站长和军统港澳穗站站长。前线完成任务后,向省厅和我父亲发出了“生意已成交”的捷报。敌特全线震骇,活动大为收敛。不到两个月,华南、广东的治安迅速好转。1950年过了个安稳祥和的“五·一”节,党、政、军、民无不称赞。节前父亲向广州市人民代表会议作了治安工作报告,《南方日报》发了消息,还举办了公开展览。半年后,继续执行“港澳镇反”第二阶段任务,在香港处决了军统华南站站长。至此,一连剪除了军统(保密局)在港澳的三名少将级特务头子,“港澳镇反”的计划全部胜利完成。原来比广州公安机关编制还大的港澳特务机关,一度陷于瘫痪,并一蹶不振,遭到摧毁性的打击。台湾保密局长郑介民为之惊慌失措。“港澳镇反”的成功,从根本上改善了东南沿海各省的政治环境和治安状况。

父亲领导处理日本战犯

1954年,由周恩来总理“钦点”,毛主席以国家主席名义任命我父亲为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同年,宪法颁布后至1961年,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其间,他担任中央处理日本战犯指导小组副组长、组长,出色地领导了侦查、起诉、审判和处理日本侵华战犯的工作。

正确处理日本侵华战犯,是一项司法难度极大、政策性极强而又为全国人民及世界各国瞩目的特殊历史使命。妥善解决这一世界大战的善后问题,不仅对于中日两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弘扬社会主义的正义事业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持续斗争,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父亲为此又开始了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辛勤工作。1954年2月起,从全国各地调集了三百多名司法干部,组成“侦处日本战犯工作团”,由谭政文亲自动员,在北京真武庙进行有关方针政策、法律程序、侦查审讯和调查取证等业务的短期集训。一个多月后,便在掌握和熟悉历史资料的基础上,采取“争取下层,瓦解中层,动摇上层,孤立打击少数特别反动、顽固、狡猾的战犯”的策略,对在押的一千零六十二名日本战犯开展了个别讯问与认罪检举相结合的大规模侦查。同时,先后派出六批干部,分赴十二个省、区,取得了大量直接和间接的有力罪证。从1955年底至1956年6月,检、法、司合署办公,各方司法专家汇聚北京卧佛寺,由我父亲牵总,起草起诉书、公诉词、辩护词和判决书等各类法律文书。大家在统一对敌的原则下,分工负责,相互制约,共同准备,密切配合。后来,检察、审判、辩护三方又分别进一步修改加工各自的文件。最后,由彭真伯伯亲自指导,对这些文件逐字逐句推敲修改,使所有起诉的罪行起码都有两个以上的证据。

战后十多年了,再对战犯罪行进行如此周密的侦查,是非常艰巨的。一来战犯多数是中毒很深的“武士道”崇拜者和军国主义分子,关押期间有机会串供,侦讯审理十分困难;二来由于语言不通,多数受害群众对当时日军的番号、罪犯的姓名等记述不详;三来时隔已久,所涉地域遍及广大的沦陷区;四来战乱期间,许多罪证早已湮灭难寻。在这种情况下,父亲领导着“侦处工作团”,经过短短一年半的时间,便完成了对一千多名日本战争罪犯的全部侦查工作,使他们在我革命人道主义管教的感召下,在如山的铁证面前,一个个认了罪,服了法,创造了国际司法史上的奇迹。

为了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周到,中央还委派日本问题专家廖承志叔叔参与其事,并担任处理日本战犯指导小组组长,我父亲任副组长。他们两位取长补短,合作得非常默契。1956年3月7日,周总理指示,改由我父亲担任六人小组组长。无论大政方针,还是具体环节,整体工作始终是在周总理亲自领导下有条不紊地进行。有时深夜一两点,周总理还会给我父亲打来电话,或问情况,或作指示。父亲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后,于3月12日在周总理主持的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就日本战争罪犯处理问题作了说明性发言。4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赞同党中央“下层从宽,上层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认罪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通过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确立了对日本战犯审判的六项原则。

当时的特别军事法庭分设沈阳和太原两地。沈阳一庭审理日陆军大案,沈阳二庭审理伪满大案。审判从1956年6月开始,至8月结束。其间,父亲三下抚顺、沈阳,一下太原,对战犯管教、侦讯及审判等各方面的一线工作,进行细致周到的具体指导。工作细致到连特别法庭的设置细节,都要一一亲自过问。据很多受审的日本战犯讲,一进庄严肃穆的法庭,就深切感受到了新中国法律的神圣和历史的威严,内心感到沉重的压力,令其终生难忘。在审判庭的楼上,专门为父亲布置了一间办公室,电话直通法庭上的审判长和首席检察员,使他能够根据现场的情况和变化,坐镇指挥审判的顺利进行。那时,对四十五名职位高、罪恶大,或职位虽低,但罪行严重、情节恶劣的主要战犯,分作四案,由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提起公诉,进行审判,根据罪行轻重和悔罪表现,分别判处八到二十年有期徒刑。对其余一千多名次要的或悔罪较好的战犯,则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分三批免予起诉,宽大释放(一般都已关押六至十年以上)。

确如父亲所言,当年他亲自领导的严正而宽大的审判,对日本战犯产生了极大的震慑力和感召力。中国人民不但在战场上是胜利者,在法庭上同样是胜利者。审判中,被判刑的战犯对起诉的罪行一一供认不讳,表示沉痛的忏悔。不少人痛哭流涕地向法庭或证人谢罪,还有的跪地磕头,要求判自己死刑。一些参与审理过其他战犯的苏、美等国司法专家,为之惊叹折服,认为不可思议。这些放下屠刀的“新人”,一回国就发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罪行、号召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的《告日本人民书》,并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合会”,前日本中将师团长藤田茂当选为会长。有的人返日后,立誓一辈于睡觉不许自己的脚对向中国。很多人四处现身说法,教育自己的同胞要世世代代与中国人民友好下去。

这一切,不但产生了一般人当初难以预料的深远影响,在中国司法史乃至国际司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也在父亲短暂的三十五年革命生涯里,留下了独特的骄人篇章。

父亲是位仁爱的性情中人

父亲是位爱憎分明的性情中人。工作中不畏艰险,杀伐决断,雷厉风行。他对敌斗争英勇、顽强、坚决、果敢。同党内错误倾向斗争坚持原则,不屈不挠。对敌人像一柄剑,对人民、对同志却像一团火。他以高度负责的态度要求自己的工作,也以同样的态度要求自己的同志和部属。遇到工作中出了毛病和差错,他毫不讲情面,甚至会忍不住要瞪起那双熬红了的大眼睛,厉声训斥一顿。但是,跟他工作过的同志,包括挨过他严厉批评的同志,却仍然爱戴他。干部对父亲畏而不怨,敬而不远,主要是因为:他批评干部是为工作好,为干部好,不是故意整人;批评过后,几乎立即就手把手地教改正的方法;而且事后对干部在政治上、生活上照样关心爱护;特别是,别管他骂得多凶,在上级面前却从不诿过,总是替下面承担责任。所以,底下的干部都说:“谭老板脾气大,心地好!”

父亲情重战友,心系军魂,十分珍重战争年代、艰苦岁月的同志友谊。中共八次代表大会期间,父亲特意将来京开会的好友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夫妇和山东省委书记舒同夫妇,分别请到家中吃饭,畅叙旧谊。曾希圣伯伯堪称湘南才子,是父亲的资兴老乡。舒同伯伯是党内书法家,长征时与父亲同在一军团二师工作。父亲是师特派员,舒同伯伯是师宣传科长。那时师一级,除师长、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和特派员五大首长外,非军事干部不配马匹。身材不高的舒同伯伯就是拉着父亲战马的尾巴爬过雪山的。一天行军夜里,父亲抽烟睡着,不慎将军毯烧毁,过草地宿营时,只好同师政委刘亚楼叔叔合盖一条毯子过夜。和孩子们讲起长征的故事,父亲总是难以忘怀这些同甘共苦的战火春秋。

在三年困难时期,有次父亲到草原去打了几只黄羊,除分别给几位领导同志家里送去些羊肉外,还在家里做了一桌“黄羊席”,特意请高检各厅的正、副厅长来“打打牙祭”、“补充营养”。逢年过节,我的父亲、母亲都要请身边的工作人员吃饭,感谢他们的工作和服务。勤务员、炊事员和司机结婚,都是在我们家里举行仪式,都是父亲作他们的证婚人。秘书的孩子病了,父亲还专程到家里去看望。

父亲特别喜爱孩子。工作再忙,哪怕是深夜回家,也要到我们的房间去看看已经入睡的儿女。他对孩子少有重言重语。不赞成学生读死书,对我们在学校的成绩从不看重,从无苛求。要求我们品学兼优,虚心向社会的三教九流广泛学习,读好“无字书”。只要允许,他走到哪里就把孩子带到哪里,尽量让我们多见世面,多长见识。我上的寄宿的干部子弟学校同班有两个烈士子弟,周末我放学回家,父亲就让把那两个同学也带到家里来,和自己的孩子一起看戏,一起郊游,同吃、同住、同洗浴、同置衣。有的领导同志奉调到外省主政,父亲就叫老战友的儿女住在自己家里,让他们能够继续在北京的学业。

1959年父亲去藏区视察平叛后的工作。当地的县委宣传部藏族女干部荷茂作为身边工作人员,照顾他生活,十分尽心。虽有一个班的警卫战士护卫,但由于情况复杂险恶,连首长上厕所,荷茂也紧跟不离。她的马,总是比其他战士的马离父亲的坐骑更近。父亲非常喜欢这个朴实机敏的藏族姑娘,征得荷茂和她丈夫县委书记的同意,认她做了干女儿。父亲郑重地办了一桌酒席,邀请当地各族各界的负责人,一起来庆贺这桩民族团结的大喜事。席间,父亲还让荷茂姐给客人斟酒、敬酒,给大家演唱“吉祥如意”的祝福歌。后来,草原上居然传说:荷茂姐是红军长征时留下的孤女,现在,当红军的阿爸回来了,认出了失散多年的亲生女儿,大家都说:汉藏两族的受苦人、革命人,本来就是一家人!

亚洲必赢网址,父亲热爱生活,热爱生命。但积劳成疾,被确诊患有十一种疾病。1961年8月,被诊断为肺癌。藏族女儿荷茂姐赶到北京来探望,第一次同全家人见面,却是在这样的境况中,大家悲喜交集,都非常激动。为了让泪流满面的藏族女儿开心,父亲专门向医院请假,抱病和全家一起陪荷茂姐到团河玩了一整天。父亲对荷茂姐说:“荷茂,你不是最爱吃葡萄吗?可惜草原上不容易吃到。这次爸爸带你到团河农场葡萄园去,让你吃个够!”这竟成为父亲最后一次远游。肺癌后期,已有大面积转移扩散,父亲相当痛苦,他却以坚韧的革命意志同病魔顽强地战斗到最后一刻。

父亲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荣的一生,也是传奇的一生。他的革命精神,他的高贵品德,他那许多不为人知的功绩,将永垂不朽,所有正直和善良的人们都会永远怀念他!

作者:谭 斌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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